诸葛亮依法治国为何失败?

  诸葛亮以用法严峻著称,但奇怪的是,被诸葛亮“严刑峻法”惩罚过的人,却在听说诸葛亮去世时都垂泪涕零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?

  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诸葛亮,早已被历代史籍所称颂和被后代各阶层人士所推崇,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成功的法治实践家的巨大成就,却尚未被人们广泛地熟识接受。

  在中国历史上,“法治”与“人治”始终是一对矛盾。同样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,儒家系统强调的是人治,法家系统强调的是法治。

  但所谓人治,并不是不讲原则,儒家所主张的“道”,就是他们所理想的社会原则,《论语》中提出“守死善道”,荀子则明确说过“从道不从君”“从道不从父”。但他们立足于宗法血缘关系,又主张“尊尊”“亲亲”,所谓“尊尊”“亲亲”就是讲“情”。所以当“情”与“法”相冲突的时候,他们就只有让“法”屈从于“情”,孔子就明确地主张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。”所谓“隐”,就是包庇。因此,在整个封建时代,徇情枉法是自然而普遍的现象,让国家的法规很多时候成了一纸空文。

  所谓“法治”,核心的特点就是排斥“情”的干扰作用,中国古代的法家是如此主张,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也曾极其明确地强调:法律是“全没有感情的”。但是完全地抛弃“情”,又是违背人类天性的,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舆论上,法家并不怎么受欢迎,连司马迁也批评他们“刻薄寡恩”。

  比较来看,无论是过于“人治”,还是过于“法治”,对于整个国家的长久稳定都不是好事,但是其中的“度”,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把握,就像“在两个鸡蛋上跳舞”,踩碎哪个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。而诸葛亮治国思想中最大的特点,恰恰是做到了既严于法,又重于情。

  作为具有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诸葛亮,在东汉末年军阀混乱、诸侯争立的时代,在他跟随先主刘备辗转创业,后又托孤辅政20余年治理蜀汉的政治和军旅生涯中,形成“德主刑辅”为主,仁政与法治并举,恩德与威严兼用,以正统儒家思想为核心、法家思想为手段的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。

  内儒外法、厉行法治、适势定法、并存刚柔、执法严明、宽严有度、刑不择贵等方面的立法精神及执法准则,既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,也是其法治思想的明显标志。

  虽然诸葛亮在刘备集团很早就居于高位,但真正掌握大权,成为实质上的“一把手”,是在刘备去世之后。

  夷陵之战后,蜀汉内外交困,形势愈加危急。曹魏从北方窥视,欲乘蜀之新败加以攻灭;孙吴扼守荆州,使诸葛亮不能东向。以匡扶汉室旗号起家的蜀汉苟安一方,进退两难。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,特别是益州旧地势力待机而行,树欲静而风不止,领受先主遗诏的诸葛亮十分清楚当时的局势。

 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,推行法治、增强国力、巩固政权已成为蜀政的迫切要求,诸葛亮这时总揆百官、独担大任所面临的任务就十分艰巨。同时也应看到,正是因为局势的危殆,修明政治的难为,方显出诸葛亮的英雄本色,其封建法治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可贵的亮点。

  建国之初,诸葛亮受刘备之命,会同法正、刘巴、李严、伊籍等人共造《蜀科》,开始了立法工作。由于文献无征,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《蜀科》的具体内容。不过,有学者利用其他材料进行推测,我们可以据此窥知《蜀科》的大略情况与诸葛亮的思想相一致。同时,诸葛亮还曾作“八务、七诫、六恐、五惧”,皆有条章。

  治军方面,则在《武侯兵法》中立有轻、慢、盗、欺、背、乱、误七禁,并且对这“七禁”作了详细说明,有此者斩之。这样,诸葛亮的法治政策就有了法律条文上的保证,首先做到了“有法可依”。

  诸葛亮急症猛药,重典治国,时人讥为“惜赦”,即在赦免他人罪行方面十分吝啬。面对这种非议,诸葛亮溯古察今,阐明随便赦宥的危害,要求赦不妄下,体现了其法治的严肃性。

  诚然,赦宥作为调整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,有时也会起到收拢人心、稳定社会的作用。但是,如果不去严明法治,公平赏罚,而只寄希望于通过频繁的赦免来求得臣民归心,那只能是舍本逐末,根本无法消弥固有的矛盾,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。历史上这类教训很多,诸葛亮之前的刘表如此,其后的后主刘禅也是这样,这也就是老祖宗“治乱国用重典”政治智慧的最好体现。

  诸葛亮以用法严峻著称,但奇怪的是,被诸葛亮“严刑峻法”惩罚过的人,却在听到诸葛亮去世时都垂泪涕零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?在具体的案例中,就能看到诸葛亮可贵的执法精神与方法。

  据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,诸葛亮与马谡关系非常好,在平定南部的少数民族时,马谡还曾提出过极有益的建议,马谡是诸葛亮极为看好的青年俊才。但是因街亭的失责,诸葛亮坚决地依法将其处死。另一方面,在他死后,诸葛亮又“亲自临祭,待其遗孤若平生”,以至于使“十万之众为之垂涕”。

  再从诸葛亮整个政治上看,他在蜀国以“立法施度”、“科教严明”著称,所谓“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,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,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,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”。

  他的这种做法,得到百姓的拥戴,据陈寿说,诸葛亮死后,“黎庶追思,以为口实。至今梁州和益州的老百姓,说起诸葛亮时,言犹在耳,虽《甘棠》之咏召公,郑人之歌子产,无以远譬也。”

  何以会如此呢?陈寿总结说:“刑政虽峻而无怨者,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。”又引孟子的话说:“以逸道使民,虽劳不怨;以生道杀人,虽死不忿。”所谓“用心平”也即“开诚心,布公道”,就是清楚地表明严格的执法,是出于国家的利益,而非出于私心私利。所谓“劝戒明”、“以逸道使民”、“以生道杀人”,就是对被处罚者来说,也使他能清楚地明白,严格地执法,是从根本上对他的关爱和维护。

  在马谡被斩之后,诸葛亮未株连家人,而是将马谡的后代视若己出,安顿好马谡的家庭生活,实现了“情”与“法”的交融。

  在一个本质上“非法治”的时代,诸葛亮能够“依法治国”,如同淤泥之中盛开的莲花,十分了不起。诸葛亮不但做到了保证法律的正常运行,坚决用法律来治理国家,还做得非常好,数千年历史,就此一家,别无分号。

  陈寿评价诸葛亮是“用心平而劝诫明”。“用心平”就是公平,“劝诫明”就是公开。虽然诸葛亮用法严厉,却造就了一个三国中治安最好的国家,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,他的法律智慧也值得后人去深思。

  蜀国内部矛盾太激烈,而是蜀国人才过于贫乏,诸葛亮对人才要求条件太高。诸葛亮对有缺点的人才不敢放手使用的结果,如魏延。蜀国用一州之人对八州人才本身就够艰难,再加上苛刻的用人表准导致。当时诸葛亮以身作则的去清廉,导致整个蜀国人跟着一起吃苦。

  诸葛亮当时的依法治国和现在的依法治国不同,当时他们讲究的法是公平,公正,公开,但最后还是在一人的统治下的王法他们的法首先是保证帝王的权力。而现在的法是约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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